孙越：中国80后、90后当代艺术家与学者的两难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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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13日，中国美术学院颁发的首届“哲匠奖”的金奖获得者范景中教授一句“让学生埋首学术有把他们推向贫寒之路的危险”刷了本周末许多艺术圈人士的屏。他说，“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整体水平不如往昔，那不是当今学者缺乏天赋，而是学术的环境变了，学者的经济压力太大了。”

图1  中国美院教授范景中在看宋版《锦绣万花谷》(新华社资料图)

　　古人言三十而立，80年代至90年代初出生的人上至接近四十岁不惑之年，即使出生在1990年代初，到现在也已经是接近三十岁的人了，无论从事艺术创作，还是从事文化艺术方面的学术研究，应当已经是今天这个十年的中流砥柱，在艺术领域创造出非凡成就的一群人。

　　然而我们看到现实中，持续不断刷新着各大媒体头条的、在国内外飞来飞去主持各种学术活动和策划重大的展览的、在国内外艺术市场上表现突出的艺术家和学者们仍然是三十年前已经在引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方向的师辈，我们对艺术行业成就与贡献皆已经写入历史而且仍然在继续书写历史的师辈们的名单耳熟能详，对他们过去三十年里造就的伟大成就和今天在世界各地艺术盛会上的活动可以如数家珍，可惜，我们能记得住名字的80后和90后艺术家、学者，可谓凤毛麟角。

图2  著名策展人吕澎、黄专与张晓刚、岳敏君等(雅昌新闻图)

　　我觉得，范景中先生说到了其核心问题——学术的环境变了，学者的经济压力太大了。对于年轻的艺术家们来说，又何尝不是环境的变化与经济压力的急剧增大，使得他们在艺术创作的自由度与支撑、学习、展示机会以及发展机遇上，被打了巨大的折扣呢?

　　同样作为一名80年代出生的艺术行业从业者，自2007年至今，竟然也已经在这个领域里工作了十年。在这十年里，了解、接触、合作过的同辈艺术家和学者，要想算个准确的数字出来，很难。但他们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印象，就是绝大多数受困于经济压力的制约，而并没有在艺术本身的创作或者研究方面做出能够支撑属于我们的这个时代的成就来。当然我本人也不能置身事外，对于我来说，十年里面做的最多的并不是深入的学术研究与优质展览的策划，而是艺术领域里各种历史类、理论类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全国各地各种大小官方与民间机构以及大量师辈学者和艺术家的文集、文章的翻译，这个数字说出来也有些惊人，连同我主编的丛书和曾经为了练笔而出版的文学类译作也算在内，超过五百万字的规模。回想起来山水做馆长之前的近9年里，日日夜夜年年复始，大量应该算作业余时间去读书、写作、与艺术家聊天、为艺术家策划展览的生命，都消耗在了稿酬却也颇丰的为艺术行业翻译这件事上。说白了，由于经济压力，我接了很多活，尽管这些活对于我的知识体系建构和艺术行业人脉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但终究没有让我在9年里成长为达到我自己要求的样子。

图3  《20世纪中国艺术史》第三版，吕澎著

　　而同时，我身边的大量同龄的艺术家和学者朋友们、同学们，似乎也一直在为了生计忙活，真正能全身心毫无障碍投入创作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出生在富裕家庭，父母能够提供优厚的经济支持的人。我见识过很多80年代出生的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与学者，他们并没有办法真正成为纯粹的艺术家和学者，他们抱着租一间工作室搞创作的梦想，来到北京，却不得不为了养活自己去找一份跟艺术相去甚远的工作，有的人在画廊里工作，而能够进入像佩斯、尤伦斯、长征空间等顶级画廊、学习到国际一流的画廊体系知识并接触到最一线的艺术家和策展人的，也是凤毛麟角;有的人在美术馆或者博物馆工作，然而中国的美术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建立起完善而发达的系统来，没有一家官方或者民营的美术馆拥有美国MOMA或者英国TATE或者古根海姆那样厚重的历史、全球的声望、最顶层的投资者与艺术从业者圈层，也没有完善的立法体系和美术馆博物馆管理经营体系，使之获得最好的发展机会，多数之多数，只是在形形色色官方或民营的美术馆、博物馆里，充当一个螺丝钉的角色，直到近几年里，仍然以北京为例，才有了今日美术馆和央美美术馆这种可以让年轻人有所作为的专业而国际化的平台，有为数不多的80后从业者，在为之工作的过程中获益匪浅，尽管其中只有更少的人迅速成长为行业新一代年轻的领袖，例如今日美术馆的馆长高鹏;再有大量，进入媒体行业，采访、写作、策划活动，知识积累与能力提升以及人脉的建设都有所获，却未能有几个最终从作为幕后奉献者成长为导演和台上角色的人，还是在北京，最终从媒体人成为著述颇丰、策展成绩较多的80后艺术人，仿佛只能听到李国华等极少的几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