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中谈人文科学的危机和艺术史的前景

　　在十几年前，我和一些朋友曾做过一点儿工作，我们力图使人们相信，为了推动学科的发展，应该明确地把美术史置于人文科学的牢固根基之中。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有股干经儿，不但在杂志上，而且还出书宣扬这种主张。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个人却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当初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所瞻望的那种前景，正在日益离我们远去。

　　这种感觉是随着一种总体感觉而来的，即在世界的范围内人文科学都在逐渐衰落。这样说可能过于笼统，但我认为，撇开现代社会从外部给予人文科学的各种压力不谈，仅就其内部而言，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首先是学术研究也和时装翻新一样，成了一种追逐时尚的比赛：今天是结构，明天是解构，今天是巴特，明天是福柯，今天是现代，明天是后现代。一些真正伟大的观念还未被认真对待，就被时尚的洪流席卷而去。可以说，这种对于学术时尚的追逐，成了我们当代浮躁学风的主要特点之一。

　　一位现代派艺术家告诉我说，在美国，先锋派艺术家通常每隔十天半月就要跑到纽约去转悠几天，以便刺探军情，好决定下一步的走法。现在，中国的学术研究领域也产生了类似的先锋派学者，他们急于冲锋陷阵，去填补空白，而实际上却又惴惴不安，生怕被冷落在“共同话语”的外缘。据说，最近时兴的话题是伯林[Isaiah Berlin]的自由观念，但我怀疑，每十个高谈阔论的人中是否有一位真的去钻研过他的著作。

　　在这场追逐时尚的潮流，搅得很多学者整天赶时髦、赶任务，无暇安心读书，无暇静心思考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名利场毕竟是极其诱人的竞技场，而每当名利给人以体面和荣耀的时候，学问便掺了水分。于是，经典著作真的成了人们觉得应该认真精读而从来不去一读的东西。相反，那些评述各家各派或时新观念的提要性论著倒成了争传抢手的读物。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对这种现象表示过担忧，这当然不是说，它们一无是处，而是觉得，在这类文字中，真正伟大的观念常常不是被淡化，就是被歪曲，或者就像维吉尔[Vergil]所说的apparent rari nantes in gurgite vasto，把一点点有价值的思想淹没在废话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与此并行的另一类论著，即那种傲慢或晦涩的论著，却又往往被当成了独创和深奥的样板。

　　无须赘言，经典著作被废置高阁，这不仅是学术界的悲哀，也是整个读书界的悲哀。为什么要阅读经典?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不出比爱因斯坦更清晰更透彻的回答了，它确实值得大段引述如下：

　　有的人只看看报纸，最多是再读一些引自当代作者的书，这样的人在我看来正像一个极端近视而又讨厌戴眼镜的人。他所依赖的完全是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和时髦，因为他看不到也听不见别的任何东西。一个人要单凭自己来进行思考，而得不到别人的思想和经验所提供的刺激，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能是个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的、枯燥无味的人。

　　一个世纪里，具有激情的思想风格和幽雅的鉴赏能力的启蒙者，总是很少的。留传下来的他们的著作，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要感谢历史上少数作家，全靠他们，中世纪的人才能从那种使生活黑暗了五百年以上的迷信和无知中逐渐摆脱出来。

　　为了克服现代主义者的势利俗气，再没有比古典文献更为需要的了。

　　尽管一个学者不可能终日抱守经典而不去关心他的专业领域的学术进展，但是记住爱因斯坦的这段话还是会受益终身。

　　奇怪的是，在当今出版物急遽增加，那么多学者争着了解新观念的情况下，博学之士反而日见稀少，这就是我认为人文科学正在逐渐衰落的另一个方面。换言之，人们越来越成了各自领域的“专家”，整日忙忙碌碌地去应付他手中的狭隘问题或无意义的虚假问题，以确保他们的专业沿着阻力最小的途径发展。结果，他们的学科分散成了许多无足轻重的支流，充满了大量孤立的琐碎的细节。

　　我们的大学不仅在古典语言和外国语言的教育上总体来说是失败的，而且在评定职称和对论文数量的要求上，也存在着使人文科学失去活力的危险。由于出版成果方面的压力，教师们越来越脱离了那些需要广阔的知识才能驰骋想象的领域，越来越不愿意去pascere lamente con la lettura为了丰富自己的思想而阅读。他们甘心选择那些易于求解甚至平庸的问题，并且把它指定给学生，以便他们很快地完成学位论文。这使我们想起了早在三百年前黄梨洲先生所指出的那种“专业化”的弊端：

　　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

　　当然，如果这种机巧只是解决学术问题的小聪明，那还无可厚非。但是，机巧很容易变成“机心”，学者一旦失去了老老实实的态度，危害的就不只是学问本身了。小学者耍出花招手段去打击别人，也不过是抬高抬高自己。而大学者可就不然了，他往往要跨越他的学者地位，去惊天动地，叱咤风云，因此，这种大学者的危害就不是我这种从未经过文字狱之苦的后生小子所能盲说的了。

　　我这样说肯定出言过重了。专业化未必就导致心灵狭隘，而再好的知识也会产生意外的结果。尽管如此，借知识以开拓心胸，这种提法我想无论怎样强调恐怕都不会过分。古典人文学者所强调的Agere et intelligere，不仅暗含着人生有涯，知也无涯的感慨，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于心灵无限容量的赞美：只要有无穷的探索之心，知识便可以有无穷的前景、无穷的累积和无穷的增长。

　　现在，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说明专业化的弊端。在一次讨论会上，我听到过人们对于那类读书破万卷的老式学究的揶揄，讥笑他们不过是能走动的“活书架”。这似乎是鹤见佑辅在《徒然的笃学》中对19世纪英国大历史学家阿克顿[Lord Acton]嘲讽的回声。鹤见曾经写道，阿克顿在六十年间读了七万多卷书，每一卷都做了校勘和批注，但从中“竟不能寻出一个创见来”，虽“以读书为毕生的事业，而终于没有悟出真义”，度过“可悯的生涯”，“这是一个悲剧”。鹤见说得不错，阿克顿的确是当时英国人中间读书最多的人。当他1901年中风并于翌年去世时，人们哀叹他把巨量的未曾用过的知识带进了坟墓。但是，他的生涯是否悲剧那就另当别论了。而说他读书未悟出真义则只能说明鹤见的悟性出了问题。诚然，由于阿克顿有资料不全就不愿意写作的习惯，致使他所计划的著作《自由的历史》始终没有写成。然而，他实际上却是带着怎样丰富的创见在构思那部巨著啊!布赖斯[Bryce]在一段相当出名的话里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