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以近代为框架、全球为背景——“中国模式”论一瞥

　　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普遍陷入衰退，而“中国模式”则迎难而上，异军突起。从80年代一路走来的中国改革自身具备历史的复杂性，早期的启蒙主义伴随着这一过程产生了分野，因而重新辨认中国社会性质，思考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思想界试图回答的疑问。尽管今天新左派、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三分天下”的格局已成，但各自内部也存在微妙的张力，“保马”也曾为之提供争鸣的场所。这一问题对当前沉浸于“梦”中的中国极为必要，故“保马”推送祝东力老师旧文一篇，供读者参考，以期有益于我们追溯“近代的两大任务”相关的历史经验，把握未来的革命形势。本文原刊于《天涯》2012年第一期。

　　国家主义左翼与“中国模式”论

　　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启蒙主义：一方面是反传统、反体制，相对应的另一面是鼓吹现代化和世界主义。之后不久，启蒙主义遭遇打击，随即又受到市场经济的挤压，被迅速边缘化。此后，经过二十年历史风雨，特别是经历其中的三次国际危机，国内思想界格局几经变迁，到今天已面目全非。这三次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国际危机分别是：

　　1、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对中国造成强烈冲击。但危机过后，中国不仅仍保持原国家体制，而且国民经济不久便恢复高增长势头，与原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长期陷于衰退、动荡的政治经济局面，形成明显对比。

　　2、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先前与中国一样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韩国等均遭受重创，经济长期低迷。而中国经济增速仅在1998-99年出现波折，之后便逐年回升，到新世纪初已恢复两位数增长率。

　　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至今未走出困境，并且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开始向社会危机蔓延。而中国经济仅在2008-09年略为减速，到2010年不仅重新以两位数增长，而且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制造业产值超越美国。

　　经过这三次政治或经济危机，原先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或经济总量上与中国相接近或作为参照的国家，综合国力的对比已发生重要变化。相反，中国经历三次危机，三次均逆势而上。尤其是近几年，“中国崛起”在一片浮躁的国际国内舆论中似乎已成为一种历史趋势。

　　这构成了思想界自身调整的依据，这种调整，特别表现为对中国历史传统和国家体制的自信心经历了从90年代的缓慢恢复到新世纪初快速上升的过程，也就是说，走到了80年代主流思想界的对立面。80年代后期，原启蒙主义阵营已出现分裂。90年代，从启蒙阵营中又分离出民族主义和新左派这两个思想派别。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是中国自信心的恢复、上升、乃至膨胀，另一方面是国有资产扩张、私有化政策放缓、主流经济学家失语等国内的宏观经济和舆论背景。由这些因素推动，特别是近四五年，民族主义和新左派这两个原本就立场接近的思潮，部分地融合，形成国家主义左翼。“中国模式”论就是其代表性的理论产品。

　　本文不拟对“中国模式”论的具体主张展开讨 论，而仅将之作为一种文化症候，放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框架内和全球化体制的背景下，观察思考，指出其问题，包括它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内容。

　　两大任务，两种史观

　　在特定意义上，我们仍处在近代史周期内，中国的近代迄今并未结束。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近代”。将整个历史划分为“Ancient-Medieval-Modern”(古代-中古-现代)的做法，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成型于17世纪的德国。这种自欧洲历史经验概括的三分法，应用到中国出了问题。因为在中国，“多”出了一个“近代”。这个在“现代”之前、区别于“现代”的“近代”，在欧洲历史上找不到一个相对应的阶段。如果勉强凑数，则只有所谓“early modern”这个概念，即早期现代。但“early modern”仍是“现代”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是“近代”?质言之，“近代”是中国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一段过渡期、转型期、调整期。“近代”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社会对现代的“不适应”，是震荡、曲折、反反复复的历史阶段。欧洲不存在这样一个时期，是因为欧洲作为自主型现代化的典型，相对顺畅地从中古进入了现代，没有经历中国这样一个漫长的“阵痛”期。

　　自1840年直到今天，中国的过渡期、转型期、调整期一直在进行中，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尚未结束。在这个“近代”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两大历史任务：

　　第一大任务是应对西方挑战。这种挑战包括军战和商战，军战即军事、政治较量，商战即产业、金融竞争。从1840年以来，以1970年代中期为分界，之前以军战为主，商战为辅，之后颠倒过来，商战为主，军战为辅。当然，这两种挑战有时也同时、混合进行，但不管怎样，与西方的军战商战都不曾终止。而且，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西方强势、中国弱势的基本局面一直没有改变。如果再引申一步，那么，中国采取相应的弱者战略，也不应改变。

　　第二大任务是建立现代文明，即从农耕文明全面升级到工业文明。最初，这是从应对西方挑战派生出来的任务，因为要成功抵御西方入侵，就必须拥有新军事装备，进而拥有提供这种装备的国防工业以及为国防工业配套的大工业体系。接下来，为适应工业化进程，就必须推动城市化、普及教育、建立公民社会等，形成新的社会动员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形成新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造。

　　近代史周期及其两大任务，是理解中国近200年历史的基本框架。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两大任务不能偏废，尽管有时一个任务压倒了另一个，有时另一个又上升到主要位置，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前行的两个轮子。近代反复出现的一系列相互对称的历史性主题，彼此之间具有互相对应、互补、矛盾或冲突的关系，例如中体与西用、救亡与启蒙、革命与现代化等，实际上都是从这两大任务派生而来。包括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属性的界定，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反帝反封建”目标的设定，其实也都可以溯源到这两大任务，是这两大任务的结合。所以，我们还是应坚持辩证法，即“两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