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高原出土汉代印章述论

　　印章起源很早，在中国一般认为于商代即已产生 。两汉时期，印章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考古发现的汉代印章数量惊人，物件虽小，但却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用印制度和印章文化，也是研究当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很多相关历史问题的珍贵资料。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在汉代也开始出现印章，相关材料最早见于清代金石文献，近现代一些关于古印章或古封泥的著述中亦有收录，主要有“益州太守章”、“云南令印”、“遂久令印”、“遂久右尉”印、“存 左尉”印、“同并尉印”、“朱提长印”、“南广尉印”、“三绛尉印”、“俞元丞印”、“建伶道宰印”、“哀牢王章”、“越归汉晴蛉长”印等 。另外，有关文博机构也有少量这方面的收藏，如故宫博物院藏“楪榆长印” 和上海博物馆藏“楪榆右尉”印 等。从内容看，这部分印章均属汉代云贵高原的官印，但由于不是考古发掘品，来源大多不明。上个世纪尤其是5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展开，云贵高原陆续发掘出土了一批两汉时期的印章，据发表的资料共计有30余枚，基本都为墓中随葬品，主要分布于滇东黔西地区(图一)。与上述非考古发现的印章相比，这些印章种类较多，除少数字迹不清或无印文外 ，从印文看既有官印也有私印，另外还有吉语印、戒语印等闲章以及图形印等，对考察两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历史文化、认识中原文化进入“西南夷”地区及其对土著文化的影响等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图一  云贵高原出土汉代印章分布示意图

　　1.昭通二坪寨  2.威宁中水  3.赫章可乐  4.清镇  5.会泽水城  6.曲靖八塔台  7.曲靖平坡  8.陆良薛官堡  9.澄江金莲山  10.晋宁石寨山  11.江川李家山  12.个旧黑蚂井  13.兴仁交乐

　　一、汉代官印

　　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印章中，官印数量不多，且有的可能只是用于随葬，而非生前实用印。

　　“滇王之印”  1956～1957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文化墓地第二次发掘中出土。M6∶34，金质，蛇钮，蛇昂首，背有鳞纹，方形印台，钮和印台分别铸造，后焊接在一起，印文为阴文篆书“滇王之印”四字，凿刻而成，通高2厘米，印台边长2.4、厚0.7厘米，重90克(图二，1)。据发掘报告，M6属Ⅲ类墓，年代为西汉中晚期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兵临滇，滇举国降，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石寨山“滇王之印”的出土证实了汉“赐滇王王印”一事，并确认石寨山为古滇国的王族墓地，因而在当时引起轰动，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于晋宁石寨山M6出土的“滇王之印”是否就为汉武帝所赐之印，1959年出版的发掘报告认为无从肯定，但后来有关发掘者根据金属成分以及印钮和印文的特征等又判断该印为滇人自己制作 ，是专门为殉葬而制作的器物 。不过，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则多持不同意见。不少学者主张，石寨山所出金印就是汉武帝赐给滇王的王印 。更有学者指出，石寨山M6的墓主正是获赐“滇王之印”的末代滇王，其死后王印成为随葬品，墓葬埋葬年代在汉武帝后期 。笔者亦认为，石寨山所出“滇王之印”为汉武帝所赐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不论石寨山M6埋葬于何时，金印本身的年代是清楚的，即应制作于汉武帝征服滇的元封二年。

　　图二  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官印

　　1.“滇王之印”金印(石寨山M6∶34)  2.“巴郡守丞”铜印(交乐M14∶31)  3.“辅汉王印”铜印(八塔台M69∶5)  4.“汉叟邑长”铜印(昭通出土)

　　“辅汉王印”  1980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第三次发掘时在二号堆内出土。M69∶5，铜质，龟钮，方形印台，印文为阳文篆书四字，笔画圆润，有缪篆风格，左起上下读作“辅汉王印”，带边框，通高1.7、印台边长1.7厘米(图二，3)。八塔台墓地属于地方土著文化遗存，可能和西南夷中的“劳 、靡莫”有关。据发掘报告，M69属第四期墓葬，年代在汉武帝征服云南以后至王莽时期，即西汉后期 。有学者指出，此印既非一般的人名私印，也非官印，而是当地倾慕汉文化的少数族上层人物用于随葬的一枚闲印，有祈求“封王列侯”的含义 。此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不过就该印印文而言，其也可视作一枚官印，而且不排除墓主身前确曾被授予“辅汉王”封号的可能。从M69 开口层位及随葬品看，该墓很有可能晚至王莽时期或东汉初。这一时期整个国家政局动荡，匡扶汉室成为部分人的政治选择或策略，如公孙述据蜀之前就曾称“辅汉将军”。公孙述割据西南后，云贵高原的不少官吏以及地方大姓又与新建立的东汉政权保持联系。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巂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又载：“公孙述时，(牂柯郡)大姓龙、傅、尹、董氏，与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牂柯江)奉贡。”在此背景下，一些西南夷土著部族因参与有利于汉朝的活动而受到封赐，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作为随葬品，M69中的“辅汉王印”是否为原件，难以判定。

　　“汉叟邑长”印  1936年云南昭通洒渔河边的一座古墓中出土。铜质，驼钮，印面阴刻“汉叟邑长”四字，印台边长约2厘米 (图二，4)。据说同时出土的还有汉代花纹砖，推测墓葬年代在东汉时期。该印最初为地方学者张希鲁收藏，后上交人民政府 。叟为氐羌系统民族，汉晋时期在川、滇一带有不少的分布。据《华阳国志•南中志》等文献的记载，叟族在云南境内主要活动于滇池地区和曲靖盆地。“汉叟邑长”印的出土，表明当时昭通一带可能也有叟人邑落散布。“汉叟邑长”印即为汉朝颁赐给叟族首领的官印，通过其来管理当地叟人。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1枚“汉叟邑长”铜印，但为羊钮，且印文形状与昭通出土的这枚亦有所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