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炼：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我信奉“与人为善”的处世哲学，可这并不意味着别人也信奉。我走南闯北、越洋过海，赶的夜路多了，见的鬼也多。对鬼们用不着行善，然而世上并无鬼，只有装扮成鬼的人。那么，对装鬼的人，要不要发善心?

　　读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书，她的一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振聋发聩，让我不得不思考怎样对付鬼。“与人为善”的意思是把人往好里想，与人发生冲突时，采取“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办法。但是，那些鬼迷心窍的人，往往得寸进尺，你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而是被逼进死胡同的墙角旮旯里。

　　本文要说的鬼，是出租车司机。

　　我不想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开出租的也有好人，所以就说“个别”出租车司机吧。今年夏天我在北京出公差，从5月初到7月初住在魏公村。这可是奥运一年后，据说北京市政府为了奥运而整治出租车行业，颇有成效，可惜我没看到，因为我每次坐出租，都多付了不少车费。

　　我要讲的第一个“个别”司机，且称“的哥一”，此人出手狠，一下子就多收了将近一倍的车费。那是5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有朋友从外地到北京开会，住在望京的珀丽酒店，约我晚上过去聚一聚。我从魏公村打的过去，到达后的哥一按表收费，86元。我问为何这么贵，答曰晚上要加价。我看看表，是晚上八点过。无语，付钱。

　　过了夜里十二点，我又从珀丽酒店打的回魏公村，出租司机仍然按表收费，65元。这就怪了，我问为何是这个价，答曰晚上要加价。我问从几点开始加价，曰晚上11点。于是我向这司机讲了的哥一和86元的事，他说我被骗了。我将刚才的86元收据给他看，他看后说那是假**。我再次无语。

　　第二天下午我从魏公村去798，遇到第二个“个别”司机，且称“的哥二”。因为常去798，我知道票价应该是40元左右，但出租司机通常要收45元以上，我总是两眼一闭，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了。可是这天的哥二打表打出55元，点燃了我昨晚的愤怒。我做了一口深呼吸，静了静心，语气平稳地问：天黑了吗?答：没黑，下午呢。我又问：为什么比半夜的票价还贵?的哥二知道棋逢对手了，转过身来一脸无辜地看着我说：我是打表计费。

　　我从包里掏出照相机，对着仪表盘上的驾驶证，说：你知道什么是被欺骗的感觉吗?那感觉实在很差，你现在就让我感觉很差。我做出要拍照的样子，接着说：如果我拍下照片，投诉你，你也会感觉很差。

　　的哥二说：那么你想付多少钱?我说：不是我想付多少钱，而是你要告诉我该付多少钱。他说：40吧。我收回相机，没拍照，给了他两张20元的钞票。无语，下车走人。

　　两个月后公差完成，我离京去周游列省，7月底又到北京，准备从北京飞返加拿大。晚上下了飞机，我从3号航站打的到望京的花家地，遇到了第三个“个别”司机，且称“的哥三”。

　　得知我去花家地，的哥三便说：你怎么去那地方啊?一副不情愿的口气。我说：你是觉得太近了吗?你可以停车，我现在就下来去坐别人的车，或者，我多付你一点钱也行。的哥三没说话，开了一程，突兀地冒出一句：我喜欢你这人，痛快。我心想：他这是要确认我会多付他钱。根据我打的屡屡被骗的经验，应该尽量少跟司机搭腔，否则他会根据言谈来判断该怎么宰人，所以我只当没听见。

　　到了花家地的酒店门前，打表49元，外加10元机场高速的买路钱，共59元，的哥三给了我**。我身上没零钱，便掏出一张百元票子递给他，心里琢磨着他会找我多少。可是的哥三没动静。我等他找钱，坐在后座上没下车。的哥三回过头来，用“你怎么回事?”的眼光看着我。我说：你不找钱么。的哥三说：不是说好要多给的吗?我说：你想让我多给你41元么?

　　我答应多给他20元，他不肯，就是不找钱。我像上次那样掏出照相机，说是会投诉他。的哥三露出一副把外地乘客吃定了的表情，说：你投诉啊，我不怕!我拍了照，又将座椅靠背上印着的举报电话号码输入手机，然后把手机屏幕转向他，说：我只要再摁一下，就投诉了。的哥三仍是一副不屑外地乘客的表情：那电话号码不对，你要用**上的号码。

　　我重拨了**上的号码，再次让他看手机屏幕。的哥三还是一脸“你敢怎么着”的表情，说：你投诉啊!

　　其实我并不想投诉他，我不想麻烦。这大热天的晚上，刚下飞机，带着国际航班的一大堆行李，我又累又渴，只想赶快到酒店冲个淋浴、喝点冷饮，然后看电视、睡觉。再说，开出租车挣钱也辛苦，何必难为人家。

　　可是，的哥三晾我不敢投诉，把我这外地人给晾干了，不仅不找钱，而且一口一个“你投诉啊!”

　　没办法，我实在不敢欣赏他的态度，只好摁下了手机的发射键。

　　的哥三拿出41元给我。

　　我说：对不起，晚了。

　　的哥三下了车，用大嗓门对围观的人群声嘶力竭地说：他要多给我10块钱，我就是不要啊!我怎么能多收顾客的钱呢?他一定要多给我10块钱，这是扰乱北京出租车市场的秩序啊!

　　呵呵，什么叫“鬼话”?这回听见了吧。

　　我也下了车，让的哥三打开后舱盖，我要取行李。

　　他不，却将41元钱摔在后舱盖上。我取不出行李，于是拍下一张后舱盖上摔着钱的照片。

　　我再次要求取行李，的哥三拒绝了。

　　我说：你非法扣押乘客物品，我要报警!

　　他可能想豁出去了，说：你报啊，我不懂什么非法不非法。

　　我拨打了110。

　　的哥三像祥林嫂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对围观的人群诉说：他就是要多给我10块钱啊，你们都看见了，我不要啊，你们是证人，我怎么能多收顾客的钱呢?他这是扰乱北京出租车市场的秩序啊!

　　接到举报电话的出租车公司回电话了，要我将手机给的哥三接听。这做法可不怎么专业，我说对不起，为防万一，我不能把我的手机给他用。于是出租车公司又给的哥三打电话，我听见他再次声嘶力竭地讲述祥林嫂的凄惨故事。

　　警车很快就来了。警察听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见有人围观，不愿事态扩大，便让我们去派出所。在派出所门口停了车，我对警察说我的行李还在出租车里。警察让的哥三拿出行李，他再次拒绝。我对警察说：扣押他人物品是非法行为。警察严厉地让他取出行李。

　　进了派出所，的哥三还是不改口，仍然讲述他的祥林嫂故事。我问警察：你信吗?然后对的哥三说：我可以告你诬陷罪。

　　警察是息事宁人，说：既然找了钱、还了行李，就没事了，其它问题都投诉了，等出租车公司处理吧，你们可以走了。的哥三先走，警察让我留下手机号码，说出租车公司会与我联系。

　　两天后我离开北京返回加拿大，临到国际航班要起飞了，我关手机时，也没等到出租车公司的电话。不知他们是不是听信了祥林嫂的版本。

　　我关掉手机，又想起龙应台那句话：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2009年8月，蒙特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