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 Dian 访谈 | 吕克·图伊曼斯

　　文 / 爱安啊

　　译 / 王之浩

　　本文已收录入燃点第四期杂志中（2016－2017年冬季刊）

　　身在倍感艺术家已然变得过分民主的年代，比利时艺术家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仍紧贴他随着时间修炼得愈发纯熟的方法—如他所言，幸运地从未经历过哪怕一瞬的“创作瓶颈”。现年58岁的图伊曼斯，27岁时就在家乡比利时举办了首次个展。他对绘画的执着有时甚至会从近乎救世主般的角度而被讨论，而他的作品也的确从未远离同时扁平化与深入探讨它们题材和技艺的方法。他的画作将已存在的图像（来自互联网、宝丽来拍立得照片、杂志和报纸剪切、电视节目片段以及其他来源）与一种感受上近乎痛苦的轻快相结合；用他自己的话说，图伊曼斯“不想停留在绘画的表面上去思考”—经过长久以来的概念提纯，一旦开始，他的作品就会透过由最微弱的（层面）直抵最强烈层面之对比而得以执行。由此产生的影响通常是幽灵般的、令人生疑的苍白，籍此达成一种对它们所绘年代的隐晦批评。

　　吕克·图伊曼斯，《蔑视》，布面油画，112.4 × 142.6 cm，2015(图片由伦敦/纽约大卫·茨维尔纳画廊提供)

　　爱安啊：人们也说如今有着更多构成艺术家个性的元素;我不确定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这或许是以不同方式与艺术家个性相关的—即试图获取有关他们生活是何面貌、或他们是怎样的人之类问题的近距离认知。

　　图伊曼斯：简直是一派胡言。我的作品又不是我;我也不是我的作品—别想从作品背后找到创作者(的个性)或是什么别的狗屎。很多人都在尝试这么做，而这么做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我是说，这事关作品是在探讨什么，基本上是如此。某些时候，艺术家有可能会在极其个人的层面上进行创作，或者某些艺术家是女性、女权主义者、或是一帮黑人老兄—可是我不是。我不是非裔美国人，不是女人，也不是跨性别者。我就是个白人。我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犹太人!因此，所以那些事情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我来自安特卫普(Antwerp)，一座满是自作聪明之徒的城邦，这就是我向来不喜欢纽约的原因，因为它太像我出身的城市了。有好多空谈，好多鬼扯，好多自吹。我从不喜欢这些。上世纪70年代、60年代或是80年代(纽约)应该还挺棒的。但是我来得太晚了。

　　爱安啊：我读过一篇文章这样解释，人们总是说他们的城市“想当年”会更好，而它实际在于他们那时曾经生活得(或感受上)“更好”或是更为年轻(的缘故)。

　　图伊曼斯：不，我认识一些像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美国艺术家)这样的老牌纽约客，我的意思是……呃。我经常会见到所有这些人—埃尔斯沃斯·凯利(Ellsworth Kelly，美国艺术家)—我们曾经也相互认识，还有布莱斯·马尔登(Brice Marden，美国艺术家)。那种幽默感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你有幸撞见这些老家伙们，那绝对会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体验，因为至少他们可以讲个可乐的笑话。但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不只是纽约的。

　　吕克·图伊曼斯，《科尔索I》，布面油画，250.8 × 184.5 cm，2015(图片由伦敦/纽约大卫·茨维尔纳画廊提供)

　　爱安啊：这里并非想去探究你的个性，在(艺术生涯的)此刻，你肯定形成了某些习惯或者工作的方法。你觉得自己依旧舒适其中吗?

　　图伊曼斯：事实上，我依然在延用自己一直以来工作的方式继续工作着。我白天很晚才开始工作，过去25、30个年头我都是这么做的;它变得有机如习惯一般。奇妙的是我从未经历过“创作瓶颈”之类的麻烦。我也不是那种容易对事物心生厌倦的艺术家;我可以只做一件事。因此这就意味着其他事情都显得不重要的，但是它也意味着你有某种……感到吃惊的可能性，而有时，努力尝试找到你希望想出的任何东西的过程是痛苦的。我基本算是来自一个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地区。我出生的地区曾经先后被德国人等外国列强侵占，因此我们从未有机会去浪漫处世，或者说被“启蒙(enlightened)”或理性化，像法国人那样;我们没有那样一段历史。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对付现实的事情，以及活下去的理由，由此催生了部分极端的个体。我来自这样一个国度，它毫无集体感、缺乏组织性，却又在个体和创造力的各个层面均极富潜力—不单单是艺术，还有科学和文学。因此，如果你谈论比利时，你可别像大多数人那样大谈玛格利特(René Magritte，比利时画家)，或者恩索尔(James Ensor，比利时画家)，这位怪诞的表现主义绘画先驱。玛格利特甚至算不上一位真正的超现实主义画家：“Ceci n’est pas une pipe(这不是一支烟斗)”—这当然不是一支烟斗，这是一幅关于烟斗的画;都是关于现实的。

　　吕克·图伊曼斯，《灯泡》，布面油画，114.3 × 111.4 cm，2010(图片由伦敦/纽约大卫·茨维尔纳画廊提供)

　　爱安啊：人们想必会问你的绘画的现实(是什么)。

　　图伊曼斯：在我的画作里并没有现实。我对图像抱持着高度的不信任，哪怕是我自己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与现实无关。很早以前，在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我获了一个众多学院之间(绘画比赛)的奖，获奖作品是一幅自画像，为此我持续画了整整一个月，每天都在画。我的想法虽然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一致的。我想：“操，我再也做不出任何新东西了。”自此，一个想法涌入我的脑海：去做真正的歪曲(authentic falsifications)。这也是一个为了定位自己的倒退性角色;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画画，所以这很难做得到。这是一种将其概念化、使之成为可能的方法。当然，时过境迁;尽管这是个挺幼稚的概念，但它仍然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真实是很难衡量的。艺术史学家当然做过一些尝试—“十月小组(the October group，苏俄构成主义艺术团体)”、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美国艺术批评家)和其他的人，倘若按照各自的方式尚且颇为有效，可事到如今早已过时。像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美国艺术批评家、艺术史学家)这样的人是可遇不可求的。而时下只有那种堪堪奏效(working out，他的意思实指“身体锻炼”—编者注)的知识分子。

　　爱安啊：但要在一个变化巨大、丑陋不堪的系统中保持这样一种执着追求—我不知道这会让你感到舒服，还是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