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琐记：《吉金图轴》拓制小考

　　吴大澂藏器目录存世仅一稿，1930年代曾经顾廷龙先生重新补充修订，附入《吴愙斋先生年谱》，所据底本即江标《灵鹣阁丛书》之《愙斋藏器目》。据顾老说，此目为江标于广州时所编录：“江建霞虽编一《愙斋藏器目》，尝闻外叔祖王胜之先生云：‘此目所载，乃仅吴氏抚粤时携玩之品，江时游汪柳门学幕从而录存者’”(《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愙斋两家藏器目叙》，载《顾廷龙全集·文集卷》)。当年，张之洞为两广总督，吴大澂为广东巡抚，汪鸣銮为广东学政，督抚学地方三大员同好金石，风雅共享，时王同愈(胜之)幕吴大澂，江标(建霞)幕汪鸣銮，走动频繁，往来密切。

　　尽管吴大澂有诗自嘲：“生平嗜古累纷纷，金石图书喜博闻，捆载行装忙未了，出门一笑等浮云”(《愙斋诗存》卷六)，但经检《愙斋藏器目》共二百一十一器，难道这许多器物吴大澂均带到了广州吗?难怪也有人以为，见《愙斋藏器目》首页有“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编，吴吴大澂”字样，此目实源自彼时吴氏自编简目，后江标将之刻入《灵鹣阁丛书》(黄政《江标生平与著述刻书考》，北京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言下之意《愙斋藏器目》所录器物并不均在广州。此说与顾老转述王同愈之说有异。无论是江标录存还是吴大澂自录，此目编就于吴巡抚广东前期是毫无疑问的。

　　上海图书馆藏吴大澂题《吉金图轴》一组八屏，共廿四器，依前揭仲威兄著作顺序是：芮公鬲，宗妇方壶二，囗妇爵二，祖丁鼎，韩仲侈壶，郑叔上匜，女归卣，师囗(上‘大’下‘王’)父鼎，鲁伯俞父簠，亳觚，追敦，季良父盉，举父已方鼎二，史颂敦，微子鼎，宗妇盘，秦钧权，子执旗觚，子璋钟，福无疆钟，爻父乙敦，囗(底“走”上加“異”)尊，孙父口鼎，乙亥敦。

　　经与《愙斋藏器目》对勘，其中廿二器有录，个别名称或有差异，如“郑叔上匜”与“郑太叔匜”、“女归卣”与“归女卣”、“举父已方鼎”与“举父乙方鼎”、“孙父口鼎”与“孙父丁鼎”、“乙亥敦”与“乙亥商敦”，实乃一器。《愙斋藏器目》无载者仅二：“祖丁鼎”和“亳觚”，恰恰是吴自题“大澂得之粤东”者。这也证明此二器吴氏得之巡抚广东后期，至少在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此目编就之后。因此，该组《吉金图轴》既然包含有此二器，拓制时间至少不会早于吴巡抚广东后期，甚或再稍晚些时间亦有可能。如同之前的三卷《吉金图卷》，拓者亦当尹伯圜。据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这段时间为吴大澂从事全形拓者主要是尹氏。

　　2001年5月，澳门举办了一次有关黄士陵的展览，名为《看似寻常最奇崛--黄士陵书画篆刻艺术》。展览图册上有见黄士陵题、尹伯圜拓、赠王秉恩吉金全形四条屏，其中“祖丁鼎”、“韩仲侈壶”、“芮公鬲”、“史颂敦”四器(如上图)与《吉金图轴》上存者(如下图)，拓功拓法墨色惊人一致，实乃出自一人之手，且系于同一时间，故后者亦当尹伯圜所拓制。经过此番拓片比较，与时间上的推测所得结论是一致的。

　　如其他拓工一样，尹伯圜在为吴大澂拓制器物全形时，亦另自制数份自留，日后他用，前者四条屏即此，其上又见尹伯圜款识，曰：“雪澂太尊博雅好古，鉴赏亦精，久有作彝器全形之属，公忙未能应命。尔日闲居，摭拾旧拓吴愙斋帅藏器以奉法鉴”。此款未署年份，白谦慎先生考为光绪十七年(1891)(《吴大澂和他的拓工》)。故此吉金全形黄士陵题四条屏及上海图书馆藏吴大澂题八条屏，均制作于1889年前后，属尹伯圜晚期作品，墨色浓淡相间，层次丰富，器形透视考究，殊为精致。纵观尹伯圜拓制吴大澂藏器全形，后期制作的似优于早先的，如《吉金图卷》第二卷优于第一卷，而《吉金图轴》又优于《吉金图卷》。

　　对于上海博物馆藏《愙斋吉金图》二卷，周亚先生曾有笺注，案曰：举父已方鼎二，“两件方鼎器形均未刊布，由此拓可知”;子执旗觚(今名旅觚)，“器形未曾刊布，由此拓可知”。足显珍视。今《吉金图轴》八轴亦存此二器全形，可以互见。又，“孙父口鼎”(《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名为“父丁象形鼎”，《愙斋藏器目》名为“孙父丁鼎”)，《吉金图轴》吴氏自题：“是鼎亦在关中，所得虽仅三字，不能伪”。是鼎出处似仅见于此。

　　附记：文中先秦金文个别字无法电脑打出，均以“囗”代表，象形文需手书钩摹者只能阙如，能通过偏旁部首组合者见括弧()内。又，唐存才先生提供了图片上的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