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盟书”整理者张颔辞世，裘锡圭曾记述其学术成就

　　2017年1月18日17时25分，“侯马盟书”的整理者，当代知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因病于太原逝世，享年98岁。《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特刊发名家回忆张颔先生旧文两则，以为纪念。文中对张颔先生考释“侯马盟书”的经历多有记述，对往事的追忆令张颔先生潜心学术又淡泊成性的形象跃然眼前。

　　张颔，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自幼家境贫寒，但因酷爱文史学科，博闻强记，苦学成才，曾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其研究领域广涉古文字学、考古学、晋国史及钱币等，先后出版了《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等著作，其作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融为一体，在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

　　1965年，张颔主持了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遗址的发掘工作，经过十余年的艰苦钻研，于1976年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侯马盟书》的出版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

　　【其一】记张颔先生一二事

　　文/裘锡圭

　　先生早年就参加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山西省文物、考古工作领导职务，在山西文化事业上卓有建树。先生的学术兴趣集中在古文字研究上，造诣很深。先生所著的《古币文编》，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体例谨严，内容翔实，全面反映了先秦货币文字研究在当时所达到的水平，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先生对《侯马盟书》长期不懈的整理、研究之功，更爲学界所称道。他在《侯马盟书》及有关论文中提出的很多观点，已爲学界普遍接受。

　　先生的其他学术论文，亦多新意。如1980年发表的《“安国君”印跋》一文，指出70年代山西榆次一座秦汉之际墓葬出土的“安国君”印，文字具有六国风格，应爲秦汉之际反秦力量建立的政权的“君印”，并推论“凡在印章风格和文字上具有与‘安国君’印相仿的三字君印，大致都应该是这个时期的遗物”(《张颔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5，140页)。这一推论还可以扩展到风格类似的其他官印。这就爲古印学、古文字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张先生学问好，爲人也好。我是1978年年尾在吉林大学召开的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认识先生的。那时，先生即将步入耳顺之年，我按虚岁算是44岁，这个年龄在目前的古文字界当然不算年轻，但是在当时我却属最年轻的一辈。张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跟我们这些晚辈也相处得很融洽。那时，《侯马盟书》(旧版)出书已有两年，此书定价四十元，而我的工资每月只有六七十元，实在无力购置。先生暸解到这个情况，会后很快寄了一部《侯马盟书》给我，还在扉页上以优美的书法题了赠词。这真是雪中送炭，令我十分感激。前不久，跟先生通了次电话，觉得先生精神很好，感到十分高兴。敬祝先生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节选自《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6页。)

　　【其二】张颔曾主笔“侯马盟书”，辨认春秋晚期晋人的文字

　　文/高智 贺方

　　2015年是侯马盟书发现50周年。提及侯马盟书，大家自然会想起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

　　仁者寿。老人家在甲午年的10月过了95岁生日，学生们在太原低调地举办了一个名为“作庐风华——张颔学术艺文展”的展览，展示了先生各时期的手稿、书画作品以及他与考古界、书画界、天文界等著名学者的书信往来。尽管一再强调低调，学者冯其庸先生还是题写了展览名，我国考古学界泰斗、93岁的宿白教授亲自寄语道贺。

　　宿白先生在贺语中说，20世纪古代实物资料大量出土，考古学与文字学蓬勃发展，大家辈出。张颔先生笃志斯学，成果丰硕，以《侯马盟书》《古币文编》等著述享誉学林。同时称赞张颔先生“为人朴实平易，为学严谨精审。道德文章为学界所景仰。”宿白先生并且特意提到张颔治学之余寄情艺文，才思斐然，“其作意与古会，别具佳致。”这样的评价已是极高的了。

　　1965年冬天，侯马电厂基建现场挖出大量带有古代朱书的石简、玉块、玉片。当时张颔正在山西原平出差，得到消息后凭著特殊的敏感，请了7天假赶赴侯马。这些石简、玉块、玉片上的朱书，字体细小，笔迹漫患，需要搁在放大镜下，才能勉强看清。但这些字是什麽意思，无人能解。张颔花了三天时间，考释出一大半的文字，认定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似乎与祭祀有关。他写了一篇《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托人带到北京。文章被郭沫若先生看到，郭老断定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书，随即写了一篇《侯马盟书试探》，与张颔的文章一起，发表在1966年《文物》杂志第二期。

　　张颔豁然开朗，非常认同郭老的判断，淮备沿著盟书的思路考释下去，可惜“文化大革命”从天而降，张颔本人被关进牛棚，每天打扫厕所，一干就是多年。考古所长，司职厕所卫生，若干年后他重履考古所旧职，人们笑称他是“老所长”。

　　1973年8月下旬，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干预下，张颔走出牛棚，重新投入对侯马盟书的考释。张颔把自己锁在考古所的一间陋室，每天埋头苦干十多个小时。经过一年的努力，朱书全部辨认完毕。出版部门相当重视，由张颔主笔的《侯马盟书》很快于1976年出版。这本巨著重达3.5公斤，是融汇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研究而集大成的一部学术巨著，被公认为是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堪称典范之作。

　　侯马盟书是首次成批发现春秋晚期晋人的手书文字，其内容和体例前所未知，盟书研究在当时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所以张颔的研究是富于开创性的。他辨认了几千件盟书残片上的所有文字，确定主盟人为赵简子，又名赵鞅，乃春秋末期晋国的正卿﹔盟辞主要为举行集会、制定公约、对天信誓﹔反映的历史事件，则是在一场激烈政争中，赵鞅胁迫族人共同盟誓，对其永远效忠。张颔指出，正是这场政争揭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

　　那一年张颔已经56岁。上世纪20年代，张颔应时而生。他未生失怙，9岁失恃，受尽苦难。因家境贫寒，他仅读完了高小。他从事考古、古文字研究纯属“半路出家”。由于工作需要，1958年张颔调任中科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一开始他就清楚地认识到，要胜任这一工作，仅靠青少年时期因为志趣和爱好学到的一点文史知识是完全不够的，于是立下三年不当外行的“军令状”，横下心来从头学起，终于成功地迈进了考古的大门，并成为文博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