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琦：一个年代的身影

　　一

　　我们回望某个历史时期，首先感受到的是那个年代的社会气氛，最先进入视野的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重大事件，这两个方面概括着一个时代的基本面貌。中国的20世纪70年代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代，还没有哪一个年代如此充满危机和动荡，历史风云如此惊心动魄。

　　1970年伊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时称“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70年代》。“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的持续和深化，“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始，拉开了这个十年的序幕。1971年载入1969年中共九大新党章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叛逃，在蒙古机毁人亡，全国震惊，大规模的“批林整风”随即在全国展开。1974年“批林整风”转变为“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矛头指向总理周恩来，反映出权力斗争的新动向。1975年初邓小平复出，着手整顿已经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和千孔百疮的国民经济，年底再次下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铺天盖地。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逮捕，揭批“四人帮”运动汹涌澎湃。70年代承接了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混乱，又制造了更多的灾难，严酷的政治斗争和权力之争，演绎出从林彪出逃到“四人帮”覆灭的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和相关的运动，人民群众在政治风浪中随波逐流，在不断变换的口号中茫然无措，自发的“四五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75.8”河南洪水、76年唐山地震造成30多万人丧生的巨大灾难，更使这个充满紧张、凶险、动荡、晦暗、危机四伏年代显得更加沉重。

　　1978年在针对“四人帮”的“揭、批、查”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一场由媒体到中共、政府、民众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震动社会。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致的没完没了一浪高一浪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终于止于这个十年的末尾，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使这个沉重的年代又成为中国社会一场“改革开放”大变革的发端。

　　我们说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代并不止于此。在这个十年里，中国民众走出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期那种狂热、胜利的氛围，在林彪突然叛逃的震惊中，在邓小平政治命运的起落中，在王张江姚的嚣张中，在“运动”重压、社会混乱和生活贫困的切身感受中，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发出怀疑和思索的目光，积累不满和反抗的情绪，1976年的“四五运动”正是这种不满的宣泄，反抗的表达。这种民众自发的对抗时政的形式和激烈程度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四五运动”表明，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民心，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受到质疑。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如此广泛和热烈，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对这种质疑的回应，从而成为一个新时代来临的先声。70年代的风云变换和曲折坎坷凝聚了人民的共识和愿望，积累起支持变革的强大力量，成为此后社会转型过程中深厚的精神支撑。对于中国来说，一场“文革”立在身后，改革开放就没有回头路。我们因此可以承受更大的艰难，更多的曲折，更强的动荡，承受失业下岗、贫富差距，承受民主的不充分、法制的不健全，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和冲击。我们因此能够宽容失误、错误、挫折、失败，宽容物欲的膨胀、还俗的轻佻，甚至不得已地宽容着腐败。虽然这种宽容造成了民间的软弱，但也构成了稳定的因素。如果说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转型历尽艰难坎坷而没有夭折，其原因一定包含着对“文革”痛定思痛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或许这就是70年代留给今天的重要的精神遗产。

　　二

　　即使在今天，我们还能在那些看起来30多年前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发现当年留下的领袖画像和运动标语，这让人在恍若隔世中对当时运动在农村的深入生发几多感慨。1964年山西省东部一个叫大寨的村庄成为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文革期间尤其是70年代，这个村庄成为农业的样板，中共中央两次召开全国学大寨会议，各地都在普及“大寨县”。在“农业学大寨”上升为一场政治运动的同时大寨也沦为政治的工具，被树立为“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揭批‘四人帮’”等各个时期的先进典型，引领政治风潮。其实，对于在宣传中总结出来的诸多伟大崇高的“大寨精神”，远没有大寨人在太行山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干旱贫瘠土地上的辛勤劳作更能引起农民的共鸣。极度的贫困使广大农民为了温饱、生存不得不用最简陋的工具，靠双手和体力起早贪黑劈山造田、开渠引水、精耕细作，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到了这个最底层、最贫困部位，往往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热闹。农民为生存而战的壮举时而被批判为对运动的冲击、对抗，时而被宣扬成运动开展的成果，但无疑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农村的标志性图景和留给今天的最深刻的记忆。在贫瘠的土地上，在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动荡里，在越穷越革命、富裕联系着罪恶的逻辑中，农民依靠双手和体力改变贫困命运的愿望何以能够实现，因而他们的生存之战愈发显沉重悲壮。

　　完全可以把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辉县看作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的缩影。这里山势险峻，土地瘠薄，十年九旱，生活贫困。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辉县就向贫穷开战，开始了战天斗地的水利、交通建设，70年代达到空前规模和持续高潮。一面是红旗、标语、大批判的运动，一面是铁锤、钢钎、独轮车的大干，一条一条穿山公路，一座一座高山水库，硬是年复一年的苦干用双手完成，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如今当政治的风云飘散，辉县人民在挑战贫穷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和斗志，却有着一种永远给人激励的力量。

　　摄影的特性使它必然的成为历史的书写形式，在摄影170年的发展中，记录人类生活和社会变迁是它最重要的内容和成就，历史因此更加鲜活丰富。王树洲用系统化的影像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的辉县，呈现出一个逝去年代的中国农村的风貌，给我们定格了一段历史，一段那个年代地视觉记忆。虽然这些影像拍摄时出于当时宣传的要求对人物和场景进行过设计和摆布，以获得正面和高大的形象，但是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和感受那个年代，作者的观看方式和表达方式与他的影像一起共同属于那个年代。

　　历史永远是今天的参照，镜头里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农村离我们已是那么遥远，但是我们却不能忘记。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就是从那时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