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荣灿与《恐怖的检查》

　　台湾左翼美术运动(40年代下半期到50年代初)是1920年代开始崛起的台湾左翼思想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左翼社会运动的产物。该运动与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有着直接而重要联系，有一批大陆的艺术家在四十年代的下半期纷纷到了台湾，把鲁迅的文艺思想和新兴木刻版画的艺术风格以及左翼美术思潮带到了台湾。代表性的左翼美术家有如黄荣灿、朱鸣岗等人，其中黄荣灿在宣传鲁迅文艺思想的过程中，更有意追求在台湾实现反专制、要民主的“战后民主主义”。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1945年台湾光复后最为惨烈的政治流血事件和历史创伤，直接肇因是一场查缉私烟的警民纠纷，却引起全台湾政治的激烈对抗，暴行肆虐，人民血流成河。据统计，从事件初期外省籍公教人员死伤数百人到三月份的军队武力镇压和延至50年代初的白色恐怖时期，共有约四、五千人死亡。事件的深层原因极为复杂，如台湾光复后由殖民统治转向主权回归过程中产生的认同意识与台湾人自觉意识的冲突、国民党政权在接收过程中的贪腐与傲慢等等。所谓“白色恐怖”，准确来讲是指从体制方发出来的恐怖统治行为，是从公权力、从国家权力实行的恐怖。直至八十年代初，“二二八事件”在台湾一直被禁止谈论，几乎连一切有关记忆都要被消磨殆尽，更遑论进行历史研究。

　　1987年台湾政府宣布解严，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记忆禁忌迅速打破，相关家属的回忆、平反诉求和各种研究文章形成了全社会对历史创伤的承认和抚慰氛围。1990年台湾政府成立“研究228事件小组”，负责搜集国内外有关档案及相关资料，1992年“228事件研究报告”公诸于世。

　　左翼美术家黄荣灿(1916～1952)于1945年12月从大陆到达台湾，曾参与编辑《人民导报》的文艺专栏“南虹”，介绍大陆的左翼思潮和民主文化，同时创作了许多反映台湾底层社会生活的版画作品。在1949年开始的白色恐怖时期中，黄荣灿于1951年12月1日被当局以进行“反动宣传”的“共匪”罪逮捕，在次年11月被处决。

　　黄荣灿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恐怖的检查—— 台湾二二八事件》(木刻版画，14×18.3cm)创作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的四月初，至今它被认为是在现代美术史上唯一直接描绘和抗议二二八事件的美术作品。在事发的当天，黄荣灿虽然没有在现场目睹事件发生的过程，但是他的朋友、《中外日报》的记者周青和吴克泰在现场的报道使他迅速了解到事件的发生；而第二天他就骑着自行车四处联络和探望同事、朋友。作为二二八事件的亲历者，他是在秘密的状态中创作了这幅作品。从作品描绘的内容和对人物和艺术效果的处理来看，作者对事件起因的认识和所采取的立场无疑是属于“恶政说”或“民怨说”，即都是从暴政与民怨沸腾到枪杀无辜平民的角度再现和诠释这次事件。画面上，前景是开枪射杀、暴打妇女平民，地上受害者们拼命挥舞着手抗议、甚至连头发也倒竖着；卡车上的军警则是冷酷、呆板地不为眼前的惨剧所动，只有湍急的风刮起了尘土，香烟散落一地。从画面描绘的内容来看，作者有纪实的意图(查缉烟贩、枪托殴打、开枪射人、开卡车等等)，其依据应是周青、吴克泰的报道。但作者还是进行了艺术创作上的变化，如被枪杀的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地上也增加了一个牺牲者或伤者。更重要的是在艺术表现的风格上，从惊恐到愤怒、从哀求到抗争的情绪强烈地宣泄在画面上，尤其是画面中间那位高举双手呼喊的被射杀的妇女，很自然使观者想起戈雅的《一八0八年五月三日》中那个被屠杀的平民。日本学者横地刚认为该画是受到了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的影响很大，也有一定道理。　但是，这幅名作的传播史也很值得研究，它本身就是“艺术介入社会运动”的实现过程。“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光复后最为惨烈的政治流血事件，但是直至八十年代初，该事件在台湾一直被禁止谈论。1947年4月15日，黄荣灿带着他的《恐怖的检查》到达上海，但是他本想赶上参加的“第一届全国木刻展”已经闭幕。这幅作品第一次公开发表是在4月28日上海的《文汇报》“笔会”专栏，作者署名“力军”，这是黄在柳州时代常用的笔名。1947年11月3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木刻展”中，首次公开展出了《恐怖的检查》。次年二月，主办者把该展览的228件作品全部捐赠给内山嘉吉收藏，后来内山嘉吉把这批版画拿到日本的大学展出并借出给学者进行研究。1974年秋天，内山嘉吉把他前后收藏的中国版画都捐赠给日本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收藏。1981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周年》画册中，收入了黄荣灿的《恐怖的检查》。1984年7月，台湾《夏潮论坛》刊登陈鼓应的论文《台湾第一个政治暗杀事件—— 许寿裳血案》时，用了《恐怖的检查》为插图，但没有作者署名。这是这件作品第一次在台湾公开出现，距黄荣灿在台湾创作它的时候已经过去37年。它的更有意义的“回归”是1991年2月28日，台湾多个社会团体在台北青年公园音乐堂举行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牺牲者追思纪念会，其会议目录上就印有这幅《恐怖的检查》。但是，直到这时它的署名还是“作者不详”。1996年2月28日，在台北市美术馆举办的《回顾与反思—— 二二八纪念美展》上，《恐怖的检查》以照片的形式展出，署名：黄荣灿。至此，刚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

　　从台湾政治的社会抗争意义上看，《恐怖的检查》之所以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因为它几乎是在历史的现场所作的实录与控诉，因而尤其珍贵。而且，与当时一些外省来台的记者主要关注的是外省人受到围攻、迫害(如4月1—3日《文汇报》记者董明德的《台湾之春——孤岛一月记》、4月11日《中华日报》的署名“梦周”的《难忘的日子》、4月20 日《中华日报》的《创伤》等文字作品)的余悸记忆不同，黄荣灿的创作仍然是对台湾人的痛苦与反抗的情绪感同身受，仍然是站在以民主反抗专制暴政的立场为切入二二八事件的主要视角。在二二八事件的前夜，黄荣灿曾经说过，新现实的美术“应该在民主的疆场上表现有力”。因此，在他刻刀下的“二二八”并不是一个族群冲突事件，而是现代中国人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的血泪灾难，所寄寓的是一个左翼的、抗争的民主斗士的心灵隐痛。其次，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二二八事件禁忌在台湾解冻的历史进程中，《恐怖的检查》成为了唯一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美术品而受到人们的关注，艺术作为历史记忆与良知召唤的神圣使命在这里获得了深刻的诠释。社会抗争运动往往与历史资源、正义良知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具有重要象征性的视觉图像恰好在这里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最后一点是，当今天仍然纷争不休的台湾二二八事件越来越被当作一个政治符号以塑造“历史”、划分阵营的时候，《恐怖的检查》所象征的批判专制主义、讴歌民主自由的精神成了一种超越性的永恒召唤和警醒。日本学者横地刚认为，《恐怖的检查》能够回到台湾，“是台湾民众取得民主胜利的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