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的声音”钱铃戈抽象绘画的音乐性表达

　　十多年来，钱铃戈以“花开的声音”为题，揉绘画与音乐为一体，创作了大量的抽象绘画作品，几近完美地将视觉的绘画艺术以听觉的美学结构演绎出来。

　　一、视觉语言的音乐性呈现

　　把声音“画”出来，是钱铃戈的抽象绘画区别于其它抽象艺术形态的基本特征。她把视觉与听觉两大艺术门类所有的美学原则都化为她表达和宣泄情感的最佳工具，以“形”传“音”，以各种色彩、线条、肌理，通过形式的规定，来反映和表现自我的内在情感，以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演奏出超感性的“声音”。这种“声音”只有艺术家和观众以一种“内在的眼睛”，将自己的视线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才能听到。这种“内在的眼睛”能穿透坚硬的外壳，通过外部形式而走向精神的内部核心，使我们有可能运用我们所有的感官感觉这些物体的内在脉搏与旋律。

　　最早在抽象绘画创作中把音乐与绘画揉合在一起的艺术家是20世纪抽象画派的创始人康定斯基。他在专著《论艺术的精神》中把绘画和音乐相提并论，认为画家其实做着与音乐家同样的事情，都在追求和表现“内在精神”，所不同的只是前者用的是视觉的语言，而后者是用听觉的语言。他不但在论著中大量用音乐来论证艺术中普遍存在的抽象性，更在艺术实践中把音乐与绘画揉合在一起，认为色彩有如音乐中的音符，不但具有音响和旋律效果，甚至具有交响乐般的震撼力量。而绘画创作就是由各种视觉要素构成的交响乐。他在《自传》中曾描述过自己的绘画过程：“每一件作品的创造恰似宇宙的创造一样——通过各种乐器浑然一体的喧嚣所形成的有如洪水爆发的那种巨大声响，来创造一支交响乐，创造一支天球的音乐。”

　　与康定斯基一样，钱铃戈的抽象绘画极为重视造型语言与音乐语言的揉合，但两人的创作方式和所呈现的艺术效果，则形成了相通而不相同的抽象性视觉形态。

　　作为将绘画与音乐结合起来进行绘画创作的早期抽象艺术家，康定斯基所能运用并付诸表达的，还只是音乐中的单声部音乐，即没有伴奏。节奏还是散文式的自由模式，没有固定的节拍，更像一种配乐朗诵。相比作品的音乐性呈现，康定斯基更醉心于色彩的各种象征，他以黑色演奏无生命的沉寂，以白色表征一种虚无，以黄色表现大地，以蓝色象征高贵，以绿色表现平静和自我的满足，以红色象征勇猛运动的力量，以紫色意味衰败和枯萎等等。正是这些色彩构成了康定斯基抽象画的象征意义。

　　或许是具有音乐专业背景的缘故，钱铃戈对如何用视觉的绘画语言表达音乐的听觉效果有更深层的体会与理解，能够准确地把音乐与绘画对应起来。她能自如地根据声音来选择放在她面前的各种与之相对应的颜色。比如创作高音区作品时，她往往会选择明亮而温暖的色阶，如黄和红;创作低音区作品时，她则可能选择深暗和寒冷的色阶，如蓝或紫。这有如心理学的“联感”理论，从一种感觉反映到另一种感觉反映的直接转移。由于人们内心存在着这种音乐——绘画之间的“联感”，所以她的绘画如同音乐，不是通过事物的表象，而是以各种色彩来反映和表现内在的精神。她的作品，有时单纯得像一支狂欢的大号，有时又复杂得像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把空间排列着的颤动的、急促的、运动的色块转变成千百种形式和节奏。粉红色、淡紫色、黄色、白色、蓝色、淡黄绿色……每一种色彩在她的笔下都谱成一首独立的歌——有时像大自然中令人心醉的绿草、有时如低语喃喃的树木和白雪……化成千万个声音在歌唱。

　　从某种程度上说，钱玲戈抽象主义艺术观的产生，正是受到音乐的启示。对她而言，音乐是一门旨在表现艺术家的灵魂和创造独立生命的艺术，它不需要复制自然，也不受自然的约束。而绘画，作为一门表现艺术内在意蕴、表现画家内在精神与灵魂的艺术，也不应该受自然表象的约束。艺术家在渴望表达内在精神时，会自然地将音乐的表现方法运用于自己的艺术，其作品就会不在乎内容的呈现而在乎音乐的“注入”。不管观众是否读懂了画面的内容和形式的意味，只要当自我的心灵和作品的灵魂同调的时候，就会被画家心灵化的情调所触动，从而消解了去探寻图像内容的欲望，而同化在这片情调之中。很可能，艺术家在创作时也不清楚自己要叙述什么，忘记了对叙述结果的追求，而是陶醉在叙述过程中色彩泼洒与点、线、面挥运的节奏、韵律、意趣之中，着力于色彩、线性话语的意义以及音乐意趣的呈现。我想，此刻，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已不是面对面的关系和状态，他的情感、意趣与对象所呈现的节奏、韵律合一而生——作品所呈现的节奏和韵律已不是单一的形式，艺术家的情感和意趣也不是内容，两者全然化做了梦中的图像而统一呈现。

　　二、书法 “笔势”的 “行动表现”

　　把“声音”画出来，钱铃戈抽象绘画的这一自我定位，使她的创作行为类似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杰克森·波洛克的“行动表现”。波洛克在1948年到1951创作了以滴撒为手段的色场绘画。无独有偶，钱铃戈对色彩的迷恋，使颜料在其创作中得到了全面的解放，细润、流淌、粘性、滴撒、厚重或稀薄的色彩占据了她整个绘画空间。

　　但钱铃戈与波洛克在创作目的和创作手法上又有根本的不同：波洛克是以饱满的画面追求一种扩张的张力之美;而钱铃戈是以色彩、线条、肌理构成一种音乐的调性之美。波洛克创作时强调一种复杂的整体效果，作品是一种“全面构图”的类型，没有中心、没有始末，其背景结构也无法辨认，线条错乱呈网状交织在一起，具有一种膨胀的画面张力;而钱铃戈的抽象绘画强调音乐性，她吸收中国书法的书写性意味，将中国书法所特有的笔势运用在抽象绘画的表现上，将中国狂草书法的“挥写”转化为“笔势”，通过运笔的提、按、翻、折、绞转、圆转，加之色彩的洒、泼、滴、刮、流等手法，组构起线条和色彩的音乐场，传达出一种作画行为及手势中的激动，而这种激动又在一种严格的控制下，在行笔与泼洒的快慢之间产生出明显的节奏，并延长了行动的手势过程。“笔势”既使钱铃戈的绘画走向了以线条和色彩构成音乐质感为第一性的抽象之途，也使其绘画过程成为了一种类似波洛克式的“行动”的艺术，行动过程中的审美感受成为她绘画的重要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