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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蝴蝶飘忽背后

2017-02-10 10: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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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蝴蝶飘忽背后 

艺术家江衡的作品

  再谈江衡的物欲偶像及其背后的父权意识

  我曾经就江衡的作品发表过意见,认为仅仅用“卡通”这样的概念,并不能充分说明他的艺术追求。在我看来,江衡所表达的,是一个与成长有关的问题,混合在这当中的,则是持续的混乱、不间断地规训与痴迷如梦的青春想象,是在成人社会合法化介入下,或真或假半真半假是真是假地拒绝成长。当中的关键词有三个,分别是成长、物欲与偶像。我认为,江衡的艺术实践及其意义,基本上就包含在这三个关键词中。

  第一个关键词:成长。

  至今我还记得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人无法选择出生,人的出生就是,他突然被抛向了一个成人社会。原话不太记得,但意思是准确的,符合存在主义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存在先于本质”。在萨特看来,人原无本质,本质是后天给予的。就人而言,这个“后天”就是成人社会。所以,人的出生就构成了一个事件,一个被“抛”向社会的事件。人一旦被抛向成人社会,成人社会就开始用种种法则来“书写”与“塑造”人的本质,然后把人建构成,如大多数哲学家所论述的那样,具有“本质”意义的“先天”存在。站在存在主义立场上看,人的本质并不是先天的,而是一种强加。人的本质也不自我派生,反倒它要派生出其他东西,比如哲学家所谈论的“先天本质”这样的东西。

  如果把存在主义这个原则移来谈论艺术,尤其是艺术风格时,我们就发现,艺术,包括其风格,同样是被建构的,是艺术社会的种种法则,依照自己的意义所描述出来、以供辨认的“特征”。也就是说,艺术家本人,一旦决定从事艺术,就等于被抛向了艺术社会,然后在创新与摸索当中,获得了本质。这里当然指的是艺术的“本质”。艺术原无本质,艺术的存在先于其本质,这似乎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说,谈论艺术,并不是谈论所谓的风格,而是把艺术作为证据,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症候,来谈论促成其定型的社会,从艺术社会到成人社会再到权力社会。对我而言,从来就不存在着纯艺术。纯艺术本身是一套说辞,用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拒斥或反抗。而否定纯艺术的存在,也就等于否定谈论艺术的美学路线。甚至,在我看来,艺术和美并没有关系。就江衡而言,他笔下的物欲偶像,瞪着一双媚眼,似乎在讨好观看者,其实,从江衡的实践来看,他的作品和审美相距甚远。

  江衡的艺术首先指向了成长,指向一个他无法选择、不得不生活其间的环境。他一开始就被抛向这个环境,然后接受这个环境的规训。同时,在某个时候,某个契机下,学到了一种回应。这一回应,既是艺术,又不是艺术,而是一种调节,用以缓解现实社会之规训所带来的紧张。一旦风格成为有效的调解器,象征意义也就趁势建立。从这一意义看,艺术的确是一种象征,而不是其它,比如是哲学或审美之类。

  江衡的成长面临两重困境,一重是成人社会给予的,一重是视觉上下文。

  第一重给予具有普遍性,是成人社会规训成长的日常内容。这一规训日复一日在进行,成为伴随所有成长中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为社会现象的便是社会学通常所定义的“代沟”,用以描述两代人在趣味上的差异甚至对立。成长是必须的,而且还得基本上按照成人社会的规则来成长。但冲突也不可避免,还要与时俱进,让冲突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折磨着、也日渐深入地改造着过度老化的成人社会。这一冲突往往表现为青春期骚动,体现在人格上,就是一种拒绝,拒绝成长,拒绝变为成人社会所希望的样子。但是,成长是无法拒绝的,唯有趣味可以固置,所以拒绝成长也就顺势演化为艺术,而呈现为风格的反抗。

  拒绝成长,不仅是江衡艺术的原点,也是那些固执地以青春风格为对象的艺术实践的持续动力。这就不得不涉及到江衡学习艺术时的背景,一种变化当中的视觉上下文。

  曾几何时,一种被认为是浅薄的画风,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热衷谈论的“卡通风格”,居然成为整整一代人的追逐目标。当年,李贝斯坦大胆地把流行的迪斯尼风格作为他的艺术准则,就是因为环境,一种适宜波普风尚流行的环境的结果。当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是波普造就了李贝斯坦,还是相反,是李贝斯坦参与推动了波普。但这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流行成为新艺术的目标,让少年时代、青春年代、普罗大众所沉浸其中的通俗视觉样式,一跃而为前卫。这对过度热衷于深度判断的美学来说,无疑是一种颠覆。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日本卡通冲进中国的时候,大量盗版的卡通图书,伴随着电视中的动漫与商店里吸引人的卡通玩具,成为年轻人消磨少得可怜的私人时间的玩伴,而形塑了他们的观看趣味。不仅如此,在现实生活中,随着成人社会过度虚伪地“禁止”,新一代人有意无意便把这一趣味作为他们拒绝的载体,好从中夺取“自我表达”的权利。这就是江衡成长时最为重要的视觉上下文,也是解释江衡艺术风格的基础。也就是说,江衡是在这一视觉上下文中成长的,也是在这一上下文中找到了日后风格的依据。今天看来,江衡的媚眼女性形象,既承载了内心对拒绝的向往,同时又有效地固置了视觉上下文中的卡通要素,并适时成长为个人艺术的有效符号,而为艺术界知晓。

  于是这就不得不谈论第二个与第三个关键词,物欲和偶像。在我看来,这两个关键词既有区别,也有分离。在概念上它们是有差异的,但在视觉领域,它们构成江衡艺术,以及与此有关的同类艺术潮流的风格原点。

  物欲,加上犬儒主义与去智化,这三者共同形塑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并成为这一运动的思想背景。不管其中的个别风格有多少反抗性,也不管这一运动起源于对传统艺术样式曾经存在的有效颠覆,到了在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在经济腾飞艺术资本膨胀的刺激之下,无一例外成为物欲、犬儒主义与去智化的视觉替代品,共同书写着这一时代的整体精神病症。

  但江衡的特别之处是,当他把物欲具体化时,他不仅让内心对成人社会的拒绝外化为偶像,而且,他还让这偶像带有似乎轻佻实则中性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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