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就是力量——谈任思鸿的艺术

　　在任思鸿身上总是弥漫着一股无厘头的劲儿，他外表玩世，但其内心处事及思考却透露着一丝丝不易察觉的精细与认真;他有时说话很糙，但细细想想，却又是这么个理。思鸿属于那种“宁向直中取，决不向曲中求”的人，直来直去、不绕弯、不隐瞒是思鸿的品性，这种品性贯穿到他的人生的不同阶段，也浸透在他的艺术中。这种品性还时常令他周围的朋友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即使这样，朋友们仍喜欢思鸿，喜欢和他神聊，吃饭，喝酒，喜欢他身上那种由内而外所散发出的少有而又鲜活的真实性情，喜欢他那颗对待朋友就像春天般的温暖的炽热的心灵;人们喜欢他的那种无拘无束，不矫情、不虚伪，思鸿浑身上下透露着的就是一个字：“真”。而“真”、“真实”不仅仅是一种难能一见的品质，更是一种力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来的恰恰是那种“真性情”、“真文化”、“真艺术”，只有真，才能让人们心生敬畏，只有“真”，人们才能更加清醒认识自我真实的处境，只有“真”，人们才能从现实的经验中游离出来，也只有“真”，人们才能打开那个非理性而又充满着世俗精神的世界大门。

　　在思鸿的视觉讲述中，他以自我真诚的精神诉求，在解释着这个变动中的世界，同时也在解释着在变动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变化的自我。思鸿的视觉叙事，不仅充斥着天马行空的想像和不可抑制的无名的焦虑，而扑面而来的气息则是一种来自心底的不可名状的激情冲动与欲望，以及梦幻般的焦虑与失落。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思鸿又有着一颗敏感而又细腻的心灵，他既能时时敏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感知、变化，更能机智地抓住这个激变的社会的敏感神经，抓住这个激变的社会所提供给他的一线生机，由此，思鸿创造了一个神奇。这个神奇成就了思鸿，壮大了思鸿，更让思鸿以一种生猛和不可挡的勇气向当代艺术的纵深之处迈进。

　　探寻思鸿的视觉叙事逻辑，不难发现，他有着这代人共有的集体经验，这也导致社会主义经验的文化记忆是其视觉讲述的首要特征;其次，思鸿的艺术表达充斥着戏谑、荒诞、轻松与幽默，这也很符合思鸿的天性，他奔放、开朗、自由、激情并富于想像与理想，他崇尚阳光、幸福感，并始终秉承一种好奇与好玩的心态，这也是他的艺术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第三个特征就是能够适时地回应再传统与再中国化的叙事路径。

　　思鸿时时生活在焦虑的阴影中，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劳累和孤独，他用自我对生命的沉思，去回应激变的社会和激变的人生，这也使他能一次次面对生活中的逆境。他以自真诚而又真情的视觉描述，向世人证明了他曾为艺术许下的诺言，证明了一个人说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在世，抓住现在，真正做点什么才是关键。为此，他不断调整他的视觉语言，使其更具生命力和表现力，他对当代艺术的敏锐及他对当代社会的独特认知，也致使他对当代社会现实有自我独立的思考，他的艺术折射出的其实就是他的一种生活哲学的人生态度：生命中不仅有欢乐与幸福，亦有痛苦与悲伤，而不幸与死亡才是生活的全部。

　　思鸿的艺术始终带有一种新鲜的锐气，他勤于实践，勇于实践，他着力于探讨多种视觉表达的可能性，他从社会学入手介入当代社会全球化语境下的资本、权力、消费、欲望、道德缺失等敏感话题，他把红色经典图像与当代社会情境中的符号相并置，一方面他在风格的探求上有一个延续，同时也没有完全割裂开自己的视觉表达，他的视觉图式带有强烈的反文化倾向，他的视觉符号和文化情境巧妙地把历史和现在联系起来，进而引发人们对当下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处境的思考。

　　但真正留给人们深深印迹的，还是那套为思鸿带来无尽荣誉与资本的广播体操，以至于谈起任思鸿，必然想起广播体操这个话题，而“广播体操”也就成为思鸿可辨识性的语符。“广播体操”是思鸿的视觉表征，是思鸿的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的杂糅与融合，亦是思鸿对当代艺术与社会人生的激情思考和象征性表达。

　　思鸿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他的社会主义经验的视觉记忆和再传统、再中国化的这么一个叙事主题，而他的个人命运的沉浮也和这个激变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很显然，“文革”和“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构成了任思鸿视觉叙事路径的两个重要阶段。思鸿经历过“文革”，但只是“文革”的一个尾声，歌手崔健曾称这代人是“红旗下的蛋，但这个蛋下得太晚了”，这也使思鸿目睹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又非常幸运地直面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文革”并没有给思鸿带来苦难的经历，他只是片断的记忆，但记忆最深的就是经常在课间做的那套“广播体操”，传统意义上对“广播体操”的解读，就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但作为当代视觉描述的任思鸿的“广播体操”，显然传达的并非这么一种人所共知的集体经验，它其实传达出的是思鸿的生命历程，是思鸿对激变的社会现实的清醒思考，它既记录着思鸿早期的文化记忆、生活经历，亦通过“广播体操”的不同动作，传达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传达出社会主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带来的震荡，传达出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传达出了全球化冲击、商品经济大潮下人性的变化与扭曲。他以夸张、变形、戏仿和幽默的卡通造型，对那些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枷锁和清规戒律来了一个彻底的颠覆。神话的形象已不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亦被推翻，而对人们心灵的规训，亦被思鸿这种“搞笑”的方式消解得无影无踪，有的只是红色经典的浪漫回忆。这无疑是对这个越来越媚俗、越来越肤浅时代的质疑，只不过他的质疑是一种轻松中掩藏着深刻，肤浅的外表下又有着一种难以掩盖的深沉，华丽浪漫的讲述中又夹杂着淡淡的忧伤与衰落，也许这种弥漫着社会主义经验的视觉记忆带给人们的还是那种苦难的回忆，也许是“广播体操”的符号化会严重阻碍思鸿向多元方向发展。他急需摆脱“广播体操”的束缚，但摆脱成熟的艺术样式，不仅导致人们认同的差异，更给自我设置了一个难题，如何超越自我、超越这种成熟的艺术样式，思鸿开始陷入一种痛苦中。他苦闷、彷徨、焦虑、忧伤，面对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当代艺术发展格局，如何以崭新面貌重构“广播体操”所取得的辉煌。显然，任何一条成功的经验都是难以复制的，他开始尝试多元化的视觉表达。有英雄人物方面的，亦有领袖形象的，还有关于底层叙事的文化关怀，特别是对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倾注着思鸿的一种平民视角的文化情怀，因为他也曾“北漂”过，也曾在“圆明园”流浪过，那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既是一种精神的放逐，亦是一种人生的沥练，但其间的酸楚也只有亲历其间的人才有至深的体会，这也是思鸿的《暂住证》吸引众多阅读者的理由。但非常可惜的是，思鸿的思想变化太快了，主意也太多了，他并没有进一步深入这种平民视角文化关怀式的创作，而是把精力又投入到另一个大的系列——“竹林七贤”的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