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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学的当代性之三:用喻叙事

2017-02-15 08:23:37 

  当代艺术的主流是政治隐喻,如观念艺术,而当代艺术研究则包括用喻研究。在艺术实践中,用喻是一种符号方法,在研究中则是符号学实践。本系列短文的上一篇已涉用喻,言及符号意指的推进。用喻之法借能指与所指的身份转换而使符号叙事得以延续和深化,是为用喻叙事。本文讨论五喻:金字塔喻、漏斗喻、T型喻、哨兵喻、折扇喻,皆为艺术史及史学研究的用喻,皆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五喻中的后四者由本文作者首用,当为原创。

  一、超越修辞

  作为修辞术的用喻,是个形式主义的叙事学话题,早在20世纪初的现代诗学研究中,便有足够论述。英国新批评的代表理查兹(I.A Richards)在其理论名著《实践批评》(1929)中对用喻的论说,如vehicle和tenor等,被后来的解构主义和文化批评沿用。然而,解构主义并不囿于文本形式,文化批评则反对新批评的文本自治。用索绪尔的术语说,若vehicle是能指,tenor是所指,那么艺术研究的用喻分析,便是对能指与所指及其关系的分析,而从皮尔斯符号学的角度看,理查兹发展了符号关系的三角模式。实际上,隐喻、明喻、借喻、提喻等等的贯通,使得用喻有可能超越修辞术的有限领域。

  虽然艺术多用隐喻,但学术则不必,而对隐喻的研究,亦可用明喻。君不见,在西方艺术理论的源头,至少有两大用喻:柏拉图的“床喻”和“洞穴喻”。两千多年后在德里达的哲学和艺术理论中,梵高的农鞋以及海德格尔和夏皮罗对这双农鞋的讨论,竟也成了解构主义的用喻,并被后继者发展为文化批评和视觉文化研究的所用之喻。

  自后现代以来,尤其在视觉文化研究中,用喻超越了修辞术,前人之喻可供借用者,获得了修辞术之外的文化含义,例如“金字塔喻”。这是一个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之等级结构模式的比喻,指社会底层有数量庞大的低端受教育者,而文教程度越高,人数便越少,不同文化和教育程度的人,由下而上,垒起金字塔型的社会文化结构。对此现象,古代文人有“玉宇琼楼,高处不胜寒”及“曲高和寡”之说,而民间则有“鹤立鸡群”的俗语。无论喜欢不喜欢,金字塔型的社会文化结构,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模式,是精英统治的结构模型。金字塔结构以三角型所特有的稳定性而存在并持续了数千年,直到20世纪后期,随着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文化民z才开始动摇并拆除这一模式。

  然而民z的滥用,却又使金字塔模式得以昭示20世纪艺术发展的反智主义倾向。二战以后,西方的传统艺术和现代主义盛极而衰,艺术发展逐渐抵达后现代阶段,并在世纪末进入视觉文化时期。这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从高精尖的金字塔顶向下散落的的发展方向和进程。这就是说,昔日高端的精英文化,如像“美术”,渐趋衰败退位,文化艺术降格为散落一地的鸡毛蒜皮。无论在街边墙角,还是影视网络,或者商业中心,皆随处可见,且俗不可耐,成为消费社会的视觉文化现象。这个步步走低的过程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和文化的下降过程。为了追随这一文化大流,昔日高踞于金字塔尖的学者中,有时髦的弄潮儿,自命文化批评家,亦步亦趋,依次堕落。他们不是去提炼草根文化,而是故意混淆金字塔的设计者和运石工,更将二者对立起来,拼命鼓吹网红,欲将一地鸡毛捧上天,美其名曰平民 主义。

  古埃及人修建金字塔,循着一个层层递进、节节上升的过程,终于创造了辉煌的早期文明。曾何几时,金字塔颓败了,人类文明转而开始逆生长,自上而下,节节败退,最终一溃千里。不知是弄潮儿引领泄水落潮,还是大洪水推拥着弄潮儿,但见群氓一路狂奔,所经之地,哀鸿遍野,一地废墟,到如今,艺术和文明的金字塔已不复存在。

  二、漏斗之喻

  与金字塔喻相关又相异,漏斗之喻用于视觉文化研究,指由面到点、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研究程序,这与人们熟知的由点到面的程序正好相反。过去常有学者指点说,做学问要由点到面生发开去,从个案中引出学术共性,以扩展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我不反对这一说法,但我有不同观点,我主张以鹰眼俯视自己的研究领域,先有全局观,然后再聚焦,进而深入研究关键问题。这是形式逻辑关于外延与内涵之关系的问题,从鸟瞰的视角看,研究领域和具体课题的关系形如漏斗,外延趋窄则内涵趋深。此漏斗之喻涉及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两大方面。

  关于研究什么,漏斗是一个颠倒的金字塔。金字塔的建造过程也遵循形式逻辑关于外延与内涵之关系的定律,逾高逾尖细,于是得以拔地而起,将艺术托上云端,以至于越上升越小众,纯艺术成为一种少而精的高端品牌。如上所言,作为学术研究的用喻,漏斗模型的建造过程遵循同一逻辑定律:处于表层的学术领域相对宽泛,但越往下深入挖掘,学术范围便越缩小,在最深处则聚焦于一点。

  关于怎样研究,漏斗之喻涉及研究者的立场与方法,这是一个有关选择的问题。在金字塔之喻中,时髦的弄潮儿追捧坠落的文化,美其名曰追随大众文化,自诩为学术民z,实际上却是为了迎合票房博人眼球而有意降低文化趣味和品位,恰如政客的拉票伎俩。针对此种情况,漏斗之喻的选择,便至少涉及视觉文化研究的三大谱系:哲学美学与文学的研究、数码技术与网络传媒的研究、艺术家与艺术史的研究。

  这三者之中,第一谱系或为玄学研究,从业者不一定了解视觉特征,不一定具备艺术的视觉判断力,但总是口若悬河,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福柯(MichelFoucault),一直滔滔不绝讲到齐泽克(SlavojZizek)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或者清一色的西方左派言论,且以永远时髦的西马概念为口头禅,再夹杂些重新发掘出来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和阿伦特(Hannah Arendt),更言必称法兰克福或伯明翰学派,欲与竹林七贤比飘逸比晦涩。第二谱系与之相对,虽不尚玄学,却唯技术论,连来自文学和艺术史圈的美国学术超人米歇尔(W.J.T.Mitchell),也从福柯论绘画而一路走来,踏上了大众传播的不归路,终于弃绝了艺术而转入了媒体研究。

  在这两大谱系之间,是艺术研究的谱系。金字塔坍塌之时,可为漏斗式研究之始。第三谱系的学者们,既不必仰视金字塔,也不需追随落潮,只要俯视漏斗,便可借漏斗而圈定研究领域,并在这全局的整体中,层层递进,缩小范围,步步深入,瞄准作为目标的漏斗出口,以其为研究焦点。

  这就是由面到点的学术程序。在视觉文化研究的实践中,漏斗的结构模式可以是一个渐次深入的同心圆:当代艺术理论、符号学、图像符号、叙事与再现的概念、传播功能。这个同心圆是我著述和讲课的基本程序。例如我编撰西方当代学术界的视觉文化研究译文集,基本构思便是从宽泛的研究概述入手,进而从中找出关键词,再以此而聚焦于具体的理论与方法,最后由个案作结。而构思写作《视觉文化:从艺术史到当代艺术研究》一书时,也遵循了由面到点、从大到小、由浅入深的漏斗式逻辑程序。

  三、T型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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