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为什么没有出现学术大师”：问题还是伪问题？
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诞生时期，这是一个可以与先秦诸子百家媲美的第二个学术黄金时代。不但在文史和哲学领域，而且在科学领域，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黄金时代过早地结束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恢复生机，繁荣发展，学术出版物的数量以不亚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快速增长，各类评奖的优秀成果如雨后春笋般茁壮生长。但是，一些对学术界现状不满的人不断提醒说：中国50多年来没有出现学术大师。这一原本来自民间的声音是如此的强烈和盛行，以至学术界和科教管理部门也开始自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学术大师？
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有一定前提。“为什么没有出现学术大师”这个问题的前提，部分是事实，部分是假设。它所针对的事实是，当下的中国学术界没有大师（如果我们不准备廉价地使用“大师”的标签的话）。我不否认这一事实，需要否定的是这个问题所假设的一个价值判断：现在的中国学术还没有达到20世纪前期的水平，所以没有新的大师出现。在这一假设下提出的问题是伪问题。以往的大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创始者，固然值得尊敬，但也要看到，他们开创的学科毕竟还在草创阶段，他们的思想受20世纪初期国际学术思想影响，不可能没有现在看来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之后的学术进步是明显的。几乎在中国学术的每一个学科，不但在资料、内容、深度和广度上，现在的新成果都已经超过了过去大师们的成就，而且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思路上，也有新的突破。可以说，现在的学者已经不是在过去大师的“范式”中工作，更不是靠“照着讲”来讨生活。就以哲学学科来说，有谁能说，现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没有达到冯友兰、胡适的高度，西方哲学研究没有达到贺麟、洪谦的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没有超出李大钊、李达或艾思奇的思想呢？
任何问题都蕴涵着自身的答案。提出这一问题的人对“今不如昔”原因的回答，一言以蔽之，就是“体制有问题”：政治体制限制了学术自由，学术体制跟着政治体制一起腐败，等等。在讨伐体制腐败的民粹主义道德谴责声浪中，“体制内”似乎成为专家、教授们的“原罪”。但我们要问：在拷问他们的人格和良知时，他们潜心研究的成果被认真地研读过吗？他们以专业知识做出的独立判断得到专业化的评价吗？他们通过理性论证得到的结论被理解了吗？如果没有，就不要用不相关的“体制问题”来说事，还是老老实实地判断他们的专业成果，实事求是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与50年以前相比，中国学术在整体上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一些人之所以要回避学术判断，而纠缠于体制，无非是要告诉人们，只有那些以“体制外学者”或“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人，才能把中国学术从“堕落”中“拯救”出来。
在我看来，“为什么没有出现学术大师”与其说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学术判断无关，而与学术共同体的群体特征相关。其之所以是社会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是因为学术共同体的特征主要不是由政府的科教管理机构及其体制所决定的。我不否定现在的学术管理体制有不少弊端，但我们要记住：制度由人制定，靠人来执行。学术管理体制的制定和执行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它的弊端是学术共同体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些弊端之所以迟迟不能纠正，也是因为它们适应了学术共同体的特征。面对“为什么没有出现学术大师”问题，学术共同体不要归咎于制度上的弊端，倒是需要反求诸己。我们也不要以“时机未到”的借口聊以自慰，因为大师是得到学术共同体公认的权威，如果中国学术共同体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不但现在没有公认的学术权威，将来也不会有。
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特征有三：一是中西二元分裂的集体意识，二是伦理化的规则，三是自我孤立的状态。让我们分析一下，在这样的社会群体中，现在为什么不再有学术大师出现的原因所在。
首先，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于中西文化冲突之际，中西体用之争犹如一块胎记伴随着它的成长。中国现代学术的创始者或参照西方学科体系，或借用西方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典籍加以重新整理和解释，他们取得中西贯通的结果，并非因为他们没有被中西分裂的意识所困惑，而是因为他们主要从事历史性的学科研究，西方理论、方法比较容易与中国史料相结合。但是，当中西的体用之争后来繁衍为科玄之争、古今之争、特殊与普遍之争，中国学术界的集体意识被彻底分裂，不但与西方学术界相分离，而且自身也被分裂为中学与西学、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人文与社科，每一阵营又被分裂为“一二三”级的条条块块。在封闭的小环境中，固守封闭的特殊主义意识，当然不会出现为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学术成就。
其次，要看到中国传统伦理社会对学术共同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传统的“五伦”用血亲关系比附社会关系，君臣犹如父子，朋友犹如兄弟。古人做学问讲究师承和同门，师生如父子，同学皆兄弟。现代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人际关系受伦理化潜规则的影响，老师的思想靠学生继承和传播，学生的
再次，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一个人的熟人社会的核心是他自己，每一个自我都是外推圆圈的圆心。中国学术共同体比其他“差序格局”里的自我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前说，学术界是远离世俗的象牙塔，现在看来不是这样，说它是熟人社会中一个个原子，更为形象。熟人社会的人际往来是外在的，而“原子”内部的思想世界却是孤独的，每一个自我不是孤芳自赏，就是自说自话。学术上的“自我主义”不是道德上的缺陷，而是思想上散漫的惰性。学术发展的动力是收敛和发散之间的张力，它需要共同关注的主题。共同的主题集中了学术共同体的智慧，为新范式、新学派、新理论的创造准备了条件；同时又留下了有待解决的问题，预示着学术发展的新突破。中国学术界不乏机智明达之士，他们各自思考的问题中很多极有价值，但没有多少人愿意认真思考，并公开讨论别人的问题，因此没有形成共同的主题；即使偶有争论，也没有被主题化。中国现代学术现在所处的繁衍期与起源期不同，那时依靠先发优势和师生传承，一个人的首创思想比较容易受到别人的关注和认可而被主题化，从而为学术大师的出现提供社会条件。而现在，过去出现学术大师的这些社会条件差不多丧失殆尽了。现在不努力改善自我主义的社会环境，以为有了奇迹般创新就会有学术大师的出现，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8期。录入编辑：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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